天灾人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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享誉世界的印裔经济学家、诺奖得主阿玛蒂亚·森,在研究人类历史上的饥荒时,有一个振聋发聩的结论:在民主制度下,不可能发生大面积死亡的大饥荒;这就意味着,大饥荒几乎是专制制度的特产!古往今来,瘟疫都是与饥荒同样带来巨大灾难的祸害。那么,瘟疫是天灾还是人祸呢?在这一点上,我不知道阿玛蒂亚·森是否说过什么;但他关于饥荒的研究,似乎强烈地提示了:恰恰是人祸对于瘟疫有举足轻重的影响!

瘟疫

发明了“瘟疫”一词的古代中国人,想必有无尽的想象力,将对瘟疫的无限恐惧、愤怒与怨恨,都如匕首般投射到那个“瘟”字上了!“瘟”不只是指一种病,一定还包括了邪恶、诡诈等种种意涵。有了这种种想象,古人对瘟疫的恐惧之深,就可想而知了。

当然,瘟疫之恐怖并非对于妖魔鬼怪的恐惧一样,仅仅停留在心理的层面,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现实威胁。

古代史籍对于瘟疫的记载,完备到了这种程度,即几乎“有疫必录”;至于瘟疫的来源、性质、治疗、死亡数字之类的资料,古人当然无力采集记录。因此,仅凭现有史料远不足以写出一部完全的“瘟疫史”。在这一点上,今人也没有太多理由责怪古人;就是对于近在眼前的瘟疫,我们的后人可能看到一部完备、真实的记录吗?古人的学识、装备确实都原始、落后;但或许正因为落后,还没有来得及发明什么“保密术”,更想不到开发统计上的“造假术”。

今天,对古代瘟疫的了解无论如何粗疏,有一点大概是可以肯定的:瘟疫致死的数字必定十分巨大!在短时间内,一个好端端的富庶繁华之地,瘟疫就造成了一个个无人区,且多半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被填补。在汉末、隋末、唐末、明末的混乱期,人口的减少都在一半以上,面上的理由无一例外地是“战乱”,瘟疫之害往往被忽略了。实际上,瘟疫与战争造成的人口灾难,究竟何者更严重的问题,恐怕至今都难以定论!两者的关系多半被本末倒置了:很可能不是战乱造成了瘟疫,而是瘟疫摧毁了王朝,继而酿成战乱!历史学家的进一步发掘,将更准确地回答这类问题。即使有限的研究也展示了:

瘟疫可能颠覆一个强大的王朝!

这样骇人听闻的结论,在百年之前或许令人难以置信。首先是因为古代史料的高度缺乏;其次也是因为,对于“瘟疫摧毁国家”这类结论,还远远没有被接受;作为一种颠覆性因素,瘟疫一直远远排在其他灾难之后。只是到近代,主要由一些欧美汉学家推动,对中国灾难史、尤其是瘟疫史的研究,才有了重大进展。例如,对于清代最富庶的江南地区的瘟疫,就有学者作了详细的研究。民国之后,至少在史学界,瘟疫足以颠覆一个王朝的观点,开始被人采信了。

无论史学界如何努力,要在细节上完全恢复古代瘟疫的现场是绝无可能了。但是,即使在十分有限的资料的基础上,也可能作出出人意外地深刻的研究,所用方法就是现代宏观史学的一套工具。如果对于某一历史时期的主要宏观变量——人口、土地、战争与和平持续时间、政权更换频度、出现瘟疫频度等等——作出大致估计,那么,其变动曲线必定蕴涵了极丰富的历史信息,尤其蕴涵了表达王朝兴废与瘟疫之间的某些规律。

这一类的研究是否会有突破性的进展,今天恐怕还不好预言。如果哪一天,历史学家突然告诉你:摧毁汉帝国的,其实主要不是横扫中原的黄巾军,而是当时肆虐北中国的瘟疫,你也不必惊奇,这并非完全不可能!近代世界史上的一些事实,就有重要启示。例如,现在已有足够证据表明,500年前摧毁强大的阿兹特克帝国(在今墨西哥)与印加帝国(在今秘鲁)的,主要未必是西班牙人的先进火器,而很可能是天花病毒!从未接触过旧大陆病原的印第安社会,在天花的猛烈冲击下,几乎一触即溃!

萨斯

直到近代为止,人类对瘟疫所知甚少。这应看作是上帝对人类的眷顾:瘟疫光顾人类的机会毕竟不多;否则,或许人类早就灭绝了!直到上世纪末,国人中的大多数几乎不知道瘟疫为何物。这岂不是幸运之至!有人说,人类需要有经历瘟疫的经验,以免瘟疫来临时措手不及。但我认为宁可不要这种经验,终生不遇瘟疫岂不更好!

但在本世纪初,这种好运就到头了!2003年,我相信是这个星球上的许多人亲身遭遇瘟疫之始,其恐怖大名叫做萨斯或非典。

萨斯过去还不到20年,我敢说,许多人就已遗忘了。主要的原因是:大多数人对于萨斯并无切肤之痛。确实,一场震动全国乃至世界的瘟疫,死亡不过数百人,在中国这样的大国简直可以忽略不计!况且,中国从来都是一个很特殊的国度,对于“人口统计”持一种特别大气的观点,就如同斯大林所说的:死一个是一条生命,死一百万不过是一个统计数字!没有超过一百万的死亡数,是很难打动中国人之心的。

尽管如此,萨斯于我的印象仍然很深,至今都历历在目。那时,我的关注点是王岐山在北京的雷厉风行的果断举措。我几乎每天注意着北京那些速成医院的进展,那是真正抢救生命的搏斗,关键时刻,或许间不容发!不错,那是一个灾难之年,但留下的记忆并非全是遗憾与愤怒,也不失温馨与欣慰!

那时,我及我周边所熟悉的人,唯一关注的就是生命,每个人都对抢救中的生命给予最大的祝福。那时,社会还没有撕裂,没有人狂热于政治,也没有人谈论“厉害国”、谈论什么“看齐”、“自信”与“维护”;没有人质疑“瞒报”,大家相信这种事太不可思议,已经随着孟学农的辞职而全部清除了。今天,我不敢说那时的事实是否完全如此,但那时的气氛就是这样,人们还相信操盘者仍然有底线。

以今天的标准衡量,2003年的抗疫并不特别伟大,但那是一次真正得到公众内心支持的行动;至少,没有留下太多的疑惑与愤懑。当时举国上下大体心态平和,没有人特别鼓吹什么“大树国威”、“厉害国”等等昏话。

##新冠
我及我所知的周边人士,对于“新冠”的到来都没有任何心理准备。而一旦局面稍微明朗,人们大体上知道所发生的是怎么一回事,局势就几乎陡然地升至高潮,几乎没给人留下思考的时间。这大概是新冠之灾的最初打击,让人迅不及防,以致造成恐慌的主要原因。这当然是极不利之处。

当时我似乎有一种不祥预感:处置新冠可能不会像对萨斯那样成功!当时的着眼点主要在主观因素。我曾和人谈及:对付萨斯之所以做得很漂亮,主要得益于两个特别有利的条件:其一是,胡温刚刚接手,他们应算真诚厚道之人,不致将个人权势置于民众生命之上,能全力以赴稳定局面。其二是,有王岐山这个无与伦比的能吏主持疫情重地。而在2020年,这两个条件都不复存在!

或许,我不免太悲观了点;或许,至少应当看到一大有利条件:新冠与萨斯属于同类病毒,因而可以充分利用对付萨斯的现成经验。战胜萨斯的经验确实也起了重要作用,尤其是那些正面经验,例如实行隔离、修建独立的临时医院、实行地区间协作等等。不过,在利用反面经验即教训方面,却很不成功,甚至可以说完全失败!抵抗萨斯时的那些失误后来又犯了:2003年致人跌倒的那些坑,又成了2020年的绊人之所;这岂不是重蹈覆辙!

这几乎难以置信!俗话说,你不能两次掉在同一个坑里!这似乎仅关乎小学生智慧,但恰恰绊倒了许多大人物。我常常不免想:诸如“吃一塹长一智”、“失败乃成功之母”之类的格言,大概不适用于中国人。有时我甚至觉得,那些坚决不肯吸取教训的人,或许是我们这个星球上最固执的一类生物,他就宁愿看到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遭受损失,也不肯在屡屡失败之后改弦易辙!每遇到这种情况,我都会情不自禁地默求生物学家:请帮忙分析一下这些人的基因吧!这些人的DNA能与正常人一样吗?

萨斯期间的教训不少,其中最大的一条就是:涉及疫情的信息一定得实话实说!

这很简单吗?后来我才知道,只有“很简单的人”才会认为这件事很简单!结果当然是:许多事情没有立即告诉民众;还有许多事情至今也没有告诉你!显然,在他们看来,这件事情不仅不简单,而且非常深奥,深奥到了不能让普通人知道的地步。而不幸的是,在世界上的所有事务之中,抗疫恰恰是这样的一种事务:它需要所有攸关方的信息共享!离开了这一点,抗疫就无法顺利进行。

天灾人祸

老祖宗为我们留下的“天灾人祸”这个词,好像是专门为近几十年来的灾难设的,这些灾难没有一件不同时涉及天灾与人祸:1960年的大饥荒;1975年信阳地区大水灾;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;2008年的汶山大地震;2021年的河南超级水灾……。你能说,如果没有人祸掺和其中,这些灾难的危害会如此之烈吗?

一旦天灾来临,任何人只要不是丧心病狂,难道不会一心救灾,岂能助灾为虐?若论人之常情,自然理应如此。但验之于事实,却又往往不是这样。如此,你才深信中国现实的高度复杂性。

人祸掺和天灾的一些常见途径如下。

封锁信息——阻拦救灾的最大人祸,非“封锁信息”莫属!而天底下再没有比中国官员更偏爱保密的人了。即使芝麻大的信息,官员们也要藏在箱子里锁起来,唯恐外人得知,就好像每个外人都是天灾的盟军!萨斯初起时,北京严格保密,如果不是蒋彦永医生仗义向外界坦露真相,肯定会酿成更大的灾难。有了萨斯的教训之后,照理说不会重蹈覆辙;但面对新冠,一些人又故伎重演。固然有更多的义士效法蒋彦永,但不再有蒋彦永医生那样的好运气,李文亮医生就成了烈士。而后续的损失,就更非非典时期可比了。

权力任性——普天下的人都明白,权力是一种既可爱又可怕的东西。当权力让救灾物资源源而来时,权力当然可爱极了;但若权力任性地干预高度专业性的救灾工作,专家们就难免苦不堪言!黄河水患从来都是国家大患。在如何治理黄河的争论中,“黄河清,圣人出”的图景最让领袖动心,这就为“三门峡工程”上马扫清了道路。该工程此后成了一大祸害,其后续影响贻害至今,豫陕两省人民就只有叫苦不迭了。那一大祸害的余烈竟延及2021年,河南人何曾想到?

玩忽职守——救灾如御敌,责任者玩忽职守,贻误时机,其危害如同贻误军机,是应当如“军法从事”那样严惩的。不过在中国是否严惩,就要看该人在权力阶梯中的位置了。在武汉抗疫最关键的节点上,武汉人却在玩“四万人宴”这种超级游戏,其后果有多严重,几乎让人胆战心惊!此事该由哪一位玩忽职守者负责,我至今都想不明白。如果是武汉市长周先旺失职,就其罪行的严重性而言,就是“舍身以谢天下”恐怕都不够。非常类似的失职重现于河南2021年大水灾,受到特殊庇护的当事者,最终以加官晋级幸运收官了!

弄虚作假——在当代中国的万事万物中,如果不涉虚假,那就是真正的奇迹了。即使虚假,只要不致造成重大危害,也没人追究。但如果某一虚假与救灾有关,就关系重大了,有时不免引来高层的雷霆震怒。1998年朱镕基在九江抗洪前线,当众怒骂抗洪中的“豆腐渣工程”,今天人们记得的就只剩下“豆腐渣工程”这个词了。自那时以来,相继出现的豆腐渣工程何曾少过?问题是看谁成为这些工程的受害者。答案在2008年就出来了:汶山大地震的死难学生,大多就被压在倒塌的豆腐渣工程底下了。

政治正确——不少世界人士意识到,不恰当地推行政治正确,危害之大都远超想象。中国的政治正确,最大的内涵无非是权力安全;只是有时偷换为权力的面子。政治正确在中国厉行半个世纪之后,已经成为一种痼疾,没有任何人能够撼动。但如果在河南大洪水这样的空前灾难中,依然以政治正确的名义倒行逆施,那就近乎丧心病狂,真正会引发天怒人怨。当无数人丧失生命、千百万人在受难时,拥有“政治正确”之权的人,却将主要精力投放于控制信息的传播,以罕见的效率在灾难现场竖起隔离板;他们就是认为顾全权力的面子比拯救生命更重要。这些人竟没想到,这恰恰在中国救灾史上写下了最耻辱的一页,何来面子?

上述种种人祸,其共同根源还是不受约束的权力。只要这种权力仍在,这个世界上的天灾,就不知该“姓什么”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