享誉世界的印裔经济学家、诺奖得主阿玛蒂亚·森，在研究人类历史上的饥荒时，有一个振聋发聩的结论：在民主制度下，不可能发生大面积死亡的大饥荒；这就意味着，大饥荒几乎是专制制度的特产！古往今来，瘟疫都是与饥荒同样带来巨大灾难的祸害。那么，瘟疫是天灾还是人祸呢？在这一点上，我不知道阿玛蒂亚·森是否说过什么；但他关于饥荒的研究，似乎强烈地提示了：恰恰是人祸对于瘟疫有举足轻重的影响！
发明了“瘟疫”一词的古代中国人，想必有无尽的想象力，将对瘟疫的无限恐惧、愤怒与怨恨，都如匕首般投射到那个“瘟”字上了！“瘟”不只是指一种病，一定还包括了邪恶、诡诈等种种意涵。有了这种种想象，古人对瘟疫的恐惧之深，就可想而知了。
当然，瘟疫之恐怖并非对于妖魔鬼怪的恐惧一样，仅仅停留在心理的层面，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现实威胁。
古代史籍对于瘟疫的记载，完备到了这种程度，即几乎“有疫必录”；至于瘟疫的来源、性质、治疗、死亡数字之类的资料，古人当然无力采集记录。因此，仅凭现有史料远不足以写出一部完全的“瘟疫史”。在这一点上，今人也没有太多理由责怪古人；就是对于近在眼前的瘟疫，我们的后人可能看到一部完备、真实的记录吗？古人的学识、装备确实都原始、落后；但或许正因为落后，还没有来得及发明什么“保密术”，更想不到开发统计上的“造假术”。
今天，对古代瘟疫的了解无论如何粗疏，有一点大概是可以肯定的：瘟疫致死的数字必定十分巨大！在短时间内，一个好端端的富庶繁华之地，瘟疫就造成了一个个无人区，且多半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被填补。在汉末、隋末、唐末、明末的混乱期，人口的减少都在一半以上，面上的理由无一例外地是“战乱”，瘟疫之害往往被忽略了。实际上，瘟疫与战争造成的人口灾难，究竟何者更严重的问题，恐怕至今都难以定论！两者的关系多半被本末倒置了：很可能不是战乱造成了瘟疫，而是瘟疫摧毁了王朝，继而酿成战乱！历史学家的进一步发掘，将更准确地回答这类问题。即使有限的研究也展示了：
瘟疫可能颠覆一个强大的王朝！
这样骇人听闻的结论，在百年之前或许令人难以置信。首先是因为古代史料的高度缺乏；其次也是因为，对于“瘟疫摧毁国家”这类结论，还远远没有被接受；作为一种颠覆性因素，瘟疫一直远远排在其他灾难之后。只是到近代，主要由一些欧美汉学家推动，对中国灾难史、尤其是瘟疫史的研究，才有了重大进展。例如，对于清代最富庶的江南地区的瘟疫，就有学者作了详细的研究。民国之后，至少在史学界，瘟疫足以颠覆一个王朝的观点，开始被人采信了。
无论史学界如何努力，要在细节上完全恢复古代瘟疫的现场是绝无可能了。但是，即使在十分有限的资料的基础上，也可能作出出人意外地深刻的研究，所用方法就是现代宏观史学的一套工具。如果对于某一历史时期的主要宏观变量——人口、土地、战争与和平持续时间、政权更换频度、出现瘟疫频度等等——作出大致估计，那么，其变动曲线必定蕴涵了极丰富的历史信息，尤其蕴涵了表达王朝兴废与瘟疫之间的某些规律。
这一类的研究是否会有突破性的进展，今天恐怕还不好预言。如果哪一天，历史学家突然告诉你：摧毁汉帝国的，其实主要不是横扫中原的黄巾军，而是当时肆虐北中国的瘟疫，你也不必惊奇，这并非完全不可能！近代世界史上的一些事实，就有重要启示。例如，现在已有足够证据表明，500年前摧毁强大的阿兹特克帝国（在今墨西哥）与印加帝国（在今秘鲁）的，主要未必是西班牙人的先进火器，而很可能是天花病毒！从未接触过旧大陆病原的印第安社会，在天花的猛烈冲击下，几乎一触即溃！
直到近代为止，人类对瘟疫所知甚少。这应看作是上帝对人类的眷顾：瘟疫光顾人类的机会毕竟不多；否则，或许人类早就灭绝了！直到上世纪末，国人中的大多数几乎不知道瘟疫为何物。这岂不是幸运之至！有人说，人类需要有经历瘟疫的经验，以免瘟疫来临时措手不及。但我认为宁可不要这种经验，终生不遇瘟疫岂不更好！
但在本世纪初，这种好运就到头了！2003年，我相信是这个星球上的许多人亲身遭遇瘟疫之始，其恐怖大名叫做萨斯或非典。
萨斯过去还不到20年，我敢说，许多人就已遗忘了。主要的原因是：大多数人对于萨斯并无切肤之痛。确实，一场震动全国乃至世界的瘟疫，死亡不过数百人，在中国这样的大国简直可以忽略不计！况且，中国从来都是一个很特殊的国度，对于“人口统计”持一种特别大气的观点，就如同斯大林所说的：死一个是一条生命，死一百万不过是一个统计数字！没有超过一百万的死亡数，是很难打动中国人之心的。
尽管如此，萨斯于我的印象仍然很深，至今都历历在目。那时，我的关注点是王岐山在北京的雷厉风行的果断举措。我几乎每天注意着北京那些速成医院的进展，那是真正抢救生命的搏斗，关键时刻，或许间不容发！不错，那是一个灾难之年，但留下的记忆并非全是遗憾与愤怒，也不失温馨与欣慰！
那时，我及我周边所熟悉的人，唯一关注的就是生命，每个人都对抢救中的生命给予最大的祝福。那时，社会还没有撕裂，没有人狂热于政治，也没有人谈论“厉害国”、谈论什么“看齐”、“自信”与“维护”；没有人质疑“瞒报”，大家相信这种事太不可思议，已经随着孟学农的辞职而全部清除了。今天，我不敢说那时的事实是否完全如此，但那时的气氛就是这样，人们还相信操盘者仍然有底线。
以今天的标准衡量，2003年的抗疫并不特别伟大，但那是一次真正得到公众内心支持的行动；至少，没有留下太多的疑惑与愤懑。当时举国上下大体心态平和，没有人特别鼓吹什么“大树国威”、“厉害国”等等昏话。
##新冠
我及我所知的周边人士，对于“新冠”的到来都没有任何心理准备。而一旦局面稍微明朗，人们大体上知道所发生的是怎么一回事，局势就几乎陡然地升至高潮，几乎没给人留下思考的时间。这大概是新冠之灾的最初打击，让人迅不及防，以致造成恐慌的主要原因。这当然是极不利之处。
当时我似乎有一种不祥预感：处置新冠可能不会像对萨斯那样成功！当时的着眼点主要在主观因素。我曾和人谈及：对付萨斯之所以做得很漂亮，主要得益于两个特别有利的条件：其一是，胡温刚刚接手，他们应算真诚厚道之人，不致将个人权势置于民众生命之上，能全力以赴稳定局面。其二是，有王岐山这个无与伦比的能吏主持疫情重地。而在2020年，这两个条件都不复存在！
或许，我不免太悲观了点；或许，至少应当看到一大有利条件：新冠与萨斯属于同类病毒，因而可以充分利用对付萨斯的现成经验。战胜萨斯的经验确实也起了重要作用，尤其是那些正面经验，例如实行隔离、修建独立的临时医院、实行地区间协作等等。不过，在利用反面经验即教训方面，却很不成功，甚至可以说完全失败！抵抗萨斯时的那些失误后来又犯了：2003年致人跌倒的那些坑，又成了2020年的绊人之所；这岂不是重蹈覆辙！
这几乎难以置信！俗话说，你不能两次掉在同一个坑里！这似乎仅关乎小学生智慧，但恰恰绊倒了许多大人物。我常常不免想：诸如“吃一塹长一智”、“失败乃成功之母”之类的格言，大概不适用于中国人。有时我甚至觉得，那些坚决不肯吸取教训的人，或许是我们这个星球上最固执的一类生物，他就宁愿看到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遭受损失，也不肯在屡屡失败之后改弦易辙！每遇到这种情况，我都会情不自禁地默求生物学家：请帮忙分析一下这些人的基因吧！这些人的DNA能与正常人一样吗？
萨斯期间的教训不少，其中最大的一条就是：涉及疫情的信息一定得实话实说！
这很简单吗？后来我才知道，只有“很简单的人”才会认为这件事很简单！结果当然是：许多事情没有立即告诉民众；还有许多事情至今也没有告诉你！显然，在他们看来，这件事情不仅不简单，而且非常深奥，深奥到了不能让普通人知道的地步。而不幸的是，在世界上的所有事务之中，抗疫恰恰是这样的一种事务：它需要所有攸关方的信息共享！离开了这一点，抗疫就无法顺利进行。
老祖宗为我们留下的“天灾人祸”这个词，好像是专门为近几十年来的灾难设的，这些灾难没有一件不同时涉及天灾与人祸：1960年的大饥荒；1975年信阳地区大水灾；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；2008年的汶山大地震；2021年的河南超级水灾……。你能说，如果没有人祸掺和其中，这些灾难的危害会如此之烈吗？
一旦天灾来临，任何人只要不是丧心病狂，难道不会一心救灾，岂能助灾为虐？若论人之常情，自然理应如此。但验之于事实，却又往往不是这样。如此，你才深信中国现实的高度复杂性。
人祸掺和天灾的一些常见途径如下。
封锁信息——阻拦救灾的最大人祸，非“封锁信息”莫属！而天底下再没有比中国官员更偏爱保密的人了。即使芝麻大的信息，官员们也要藏在箱子里锁起来，唯恐外人得知，就好像每个外人都是天灾的盟军！萨斯初起时，北京严格保密，如果不是蒋彦永医生仗义向外界坦露真相，肯定会酿成更大的灾难。有了萨斯的教训之后，照理说不会重蹈覆辙；但面对新冠，一些人又故伎重演。固然有更多的义士效法蒋彦永，但不再有蒋彦永医生那样的好运气，李文亮医生就成了烈士。而后续的损失，就更非非典时期可比了。
权力任性——普天下的人都明白，权力是一种既可爱又可怕的东西。当权力让救灾物资源源而来时，权力当然可爱极了；但若权力任性地干预高度专业性的救灾工作，专家们就难免苦不堪言！黄河水患从来都是国家大患。在如何治理黄河的争论中，“黄河清，圣人出”的图景最让领袖动心，这就为“三门峡工程”上马扫清了道路。该工程此后成了一大祸害，其后续影响贻害至今，豫陕两省人民就只有叫苦不迭了。那一大祸害的余烈竟延及2021年，河南人何曾想到？
玩忽职守——救灾如御敌，责任者玩忽职守，贻误时机，其危害如同贻误军机，是应当如“军法从事”那样严惩的。不过在中国是否严惩，就要看该人在权力阶梯中的位置了。在武汉抗疫最关键的节点上，武汉人却在玩“四万人宴”这种超级游戏，其后果有多严重，几乎让人胆战心惊！此事该由哪一位玩忽职守者负责，我至今都想不明白。如果是武汉市长周先旺失职，就其罪行的严重性而言，就是“舍身以谢天下”恐怕都不够。非常类似的失职重现于河南2021年大水灾，受到特殊庇护的当事者，最终以加官晋级幸运收官了！
弄虚作假——在当代中国的万事万物中，如果不涉虚假，那就是真正的奇迹了。即使虚假，只要不致造成重大危害，也没人追究。但如果某一虚假与救灾有关，就关系重大了，有时不免引来高层的雷霆震怒。1998年朱镕基在九江抗洪前线，当众怒骂抗洪中的“豆腐渣工程”，今天人们记得的就只剩下“豆腐渣工程”这个词了。自那时以来，相继出现的豆腐渣工程何曾少过？问题是看谁成为这些工程的受害者。答案在2008年就出来了：汶山大地震的死难学生，大多就被压在倒塌的豆腐渣工程底下了。
政治正确——不少世界人士意识到，不恰当地推行政治正确，危害之大都远超想象。中国的政治正确，最大的内涵无非是权力安全；只是有时偷换为权力的面子。政治正确在中国厉行半个世纪之后，已经成为一种痼疾，没有任何人能够撼动。但如果在河南大洪水这样的空前灾难中，依然以政治正确的名义倒行逆施，那就近乎丧心病狂，真正会引发天怒人怨。当无数人丧失生命、千百万人在受难时，拥有“政治正确”之权的人，却将主要精力投放于控制信息的传播，以罕见的效率在灾难现场竖起隔离板；他们就是认为顾全权力的面子比拯救生命更重要。这些人竟没想到，这恰恰在中国救灾史上写下了最耻辱的一页，何来面子？
上述种种人祸，其共同根源还是不受约束的权力。只要这种权力仍在，这个世界上的天灾，就不知该“姓什么”了！